“为什么选择杭州”
您从商界回归学界，并选择杭州作为主要发展阵地，您对现在的人生状态满意吗？
答：非常满意。选择杭州是因为这里坐落着拥有深厚历史沉淀和卓越学术声誉的全国知名学府，同时杭州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人的因素，我虽然在江苏农村长大，但从大学开始基本上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所以对一些与民营和自主创新相关的事物接触相对较少。
再者，杭州有蚂蚁金服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它们是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高地”，而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正好是我从事的研究领域，杭州作为该领域的沃土，可以作为很好的研究样本。
2015年9月，您的团队发布了《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这是您转型后第一次出书，能感觉到您在报告中流露出的激动、期待及责任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为何做这份研究报告？
答：我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是针对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一个相对系统性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会获得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完成之后发现，已有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也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建立一个“高地”的机会。
该报告出来后，社会反响高于我们的预期。有银行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国际化的程度不比这个低”，我们反馈说，报告基于公开的数据，而公开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所以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由此看到，这个报告引起了业界、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这有利于推动整个中资银行的国际化。
今年，我们团队又在做2016年的报告，会将世界上一些主要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进行更系统的对比，撰写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案例，为国内新兴的、真正“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 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
您曾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中国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说互联网金融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在中国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上，我们没有一个行业、产业或者说技术，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
我说它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良莠不齐。近些年来，国务院也在整顿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秩序，抑制很多无序的、无良的、非理性的发展，大家现在常用“野蛮生长”来形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以从这点来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另外，有些业界的创业人士可能会觉得压力非常之大，很有可能会背负一些骂名，甚至投资者、媒体、政府监管的方式都会对他们造成无意的伤害，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也是最坏、最具挑战性的时代。
您说过“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这个领先是基于什么评判标准？
答：我们在客户数量、技术应用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市场的普惠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全球领先的态势，并且中国的一些主要企业在这个领域也已经迈向国际化。
此外，中国的传统金融，包括中国的银行，虽然规模很大，但是还不够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传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传统金融拉得很远，差距很大，而且短期内很难超越。
但是新金融、互联网金融这一领域更多是靠技术，而不是以前固有的规则和管理模式，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业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后发”，不能叫“先至”，我们是“弯道超车”。
您曾经讲过杭州会成为未来世界互联网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
答：首先，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唯一一个非国资的、非传统金融的副理事长单位就是“蚂蚁金服”，这足以说明大家对它“江湖地位”的认可，从市场占有率、技术、市场知名度、市值估值等方面来看，最领先的公司（蚂蚁金服）也是在杭州。
除此之外，杭州还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各自领域都做得不错，所以整个互联网金融业态相对比较“炫”。同时，将杭州打造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这已经是一个有战略支持的政策。
再者，杭州有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学术优势，其中，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就是一个跨学科、产学研一体化的特色互联网金融平台。
届时的杭州会和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比如伦敦，上海，香港相比，有什么区别？
答：传统的金融中心依靠的是传统类金融机构总部的汇集，是一种中心化的形式，包括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中心化的结果。而互联网金融相对来说是去中心化，颠覆上百年金融中心沉淀的东西，这需要背后的技术支持。杭州具有浓厚的创业氛围，是市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创新创业和新金融领域，杭州将成为中国创业的中心，经济定位的新热点。
“ 做金融要不忘初心”
互联网金融让更多大众参与金融成为可能，您觉得普惠金融，或者说金融大众化，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普惠金融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助于金融更直接地服务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能更好地满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或者潜在需求。同时，普惠金融有益于整个金融市场化，金融的可得性、便利性反过来会对经济中的服务转型升级产生很大帮助，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技术驱动型，打破了很多所谓的行业和社会门槛。
您写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做金融要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
答：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良性、健康的需求。金融不是少数人、少数群体的专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也要致力于去创造社会财富，而不仅仅是分配财富。
我们最近也常提“金融挤出”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不太好，但金融却过度火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可能与一些制度设计有关, 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利于金融去为社会服务。因为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这个产业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金融本身是有社会属性的，而且社会属性很强。比如金融的基础设施，如支付、清算体系，就相当于一项公共事业，不应该纯市场化。
我们要把监督进行市场化运作，在公众性质、社会性质、市场属性、社会属性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当然金融里有些产品是需要市场化的，但很多基础设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入，同时也要让市场参与，在产品上尽最大努力满足企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
“ 希望我的学生远远超过我”
互联网领域肯定需要新兴的人才，作为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您对互联网金融新型人才培养有什么定位？
答：新型互联网技术人才，更多的是跨学科、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而且技术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技术人才会逐渐走到舞台的中央。
什么是“金融科技”？实际上是指技术在金融行业里的应用和渗透。从过去二、三十年中，你可以看出各大金融机构里的CIO（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技术官）在金融行业内部的“江湖地位”日益提高，这就反映了技术在金融领域进一步的发展。
在新一轮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会逐渐地将技术人员与客户服务、产品设计人员一体化，所以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十分关键。另外，知识的更新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的专家，仍要不断学习补充新知识，保持持久的好奇心、求知欲。
您今年正好50岁，现在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梦想，或者说现在最想完成什么事？
答：目前，我在学术界才两年多一点，只能算是一个新兵，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想到未来还有那么多知识可以学，感到非常兴奋，我现在的求知欲望比以前更强。我希望在追求学术领域成功的同时，我培养的学生会远远地超过我，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个人的使命要求，更是我远大的梦想。我对自己提出了很多要求，也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你会抱着一个时时学习的心态。尤其到了今天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学习已经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了，互联网时代更加如此。
您从商界回归学界，并选择杭州作为主要发展阵地，您对现在的人生状态满意吗？
答：非常满意。选择杭州是因为这里坐落着拥有深厚历史沉淀和卓越学术声誉的全国知名学府，同时杭州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人的因素，我虽然在江苏农村长大，但从大学开始基本上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所以对一些与民营和自主创新相关的事物接触相对较少。
再者，杭州有蚂蚁金服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它们是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高地”，而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正好是我从事的研究领域，杭州作为该领域的沃土，可以作为很好的研究样本。
2015年9月，您的团队发布了《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这是您转型后第一次出书，能感觉到您在报告中流露出的激动、期待及责任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为何做这份研究报告？
答：我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是针对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一个相对系统性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会获得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完成之后发现，已有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也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建立一个“高地”的机会。
该报告出来后，社会反响高于我们的预期。有银行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国际化的程度不比这个低”，我们反馈说，报告基于公开的数据，而公开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所以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由此看到，这个报告引起了业界、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这有利于推动整个中资银行的国际化。
今年，我们团队又在做2016年的报告，会将世界上一些主要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进行更系统的对比，撰写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案例，为国内新兴的、真正“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 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
您曾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中国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说互联网金融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在中国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上，我们没有一个行业、产业或者说技术，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
我说它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良莠不齐。近些年来，国务院也在整顿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秩序，抑制很多无序的、无良的、非理性的发展，大家现在常用“野蛮生长”来形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以从这点来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另外，有些业界的创业人士可能会觉得压力非常之大，很有可能会背负一些骂名，甚至投资者、媒体、政府监管的方式都会对他们造成无意的伤害，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也是最坏、最具挑战性的时代。
您说过“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这个领先是基于什么评判标准？
答：我们在客户数量、技术应用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市场的普惠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全球领先的态势，并且中国的一些主要企业在这个领域也已经迈向国际化。
此外，中国的传统金融，包括中国的银行，虽然规模很大，但是还不够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传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传统金融拉得很远，差距很大，而且短期内很难超越。
但是新金融、互联网金融这一领域更多是靠技术，而不是以前固有的规则和管理模式，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业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后发”，不能叫“先至”，我们是“弯道超车”。
您曾经讲过杭州会成为未来世界互联网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
答：首先，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唯一一个非国资的、非传统金融的副理事长单位就是“蚂蚁金服”，这足以说明大家对它“江湖地位”的认可，从市场占有率、技术、市场知名度、市值估值等方面来看，最领先的公司（蚂蚁金服）也是在杭州。
除此之外，杭州还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各自领域都做得不错，所以整个互联网金融业态相对比较“炫”。同时，将杭州打造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这已经是一个有战略支持的政策。
再者，杭州有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学术优势，其中，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就是一个跨学科、产学研一体化的特色互联网金融平台。
届时的杭州会和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比如伦敦，上海，香港相比，有什么区别？
答：传统的金融中心依靠的是传统类金融机构总部的汇集，是一种中心化的形式，包括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中心化的结果。而互联网金融相对来说是去中心化，颠覆上百年金融中心沉淀的东西，这需要背后的技术支持。杭州具有浓厚的创业氛围，是市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创新创业和新金融领域，杭州将成为中国创业的中心，经济定位的新热点。
“ 做金融要不忘初心”
互联网金融让更多大众参与金融成为可能，您觉得普惠金融，或者说金融大众化，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普惠金融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助于金融更直接地服务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能更好地满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或者潜在需求。同时，普惠金融有益于整个金融市场化，金融的可得性、便利性反过来会对经济中的服务转型升级产生很大帮助，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技术驱动型，打破了很多所谓的行业和社会门槛。
您写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做金融要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
答：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良性、健康的需求。金融不是少数人、少数群体的专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也要致力于去创造社会财富，而不仅仅是分配财富。
我们最近也常提“金融挤出”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不太好，但金融却过度火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可能与一些制度设计有关, 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利于金融去为社会服务。因为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这个产业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金融本身是有社会属性的，而且社会属性很强。比如金融的基础设施，如支付、清算体系，就相当于一项公共事业，不应该纯市场化。
我们要把监督进行市场化运作，在公众性质、社会性质、市场属性、社会属性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当然金融里有些产品是需要市场化的，但很多基础设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入，同时也要让市场参与，在产品上尽最大努力满足企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
“ 希望我的学生远远超过我”
互联网领域肯定需要新兴的人才，作为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您对互联网金融新型人才培养有什么定位？
答：新型互联网技术人才，更多的是跨学科、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而且技术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技术人才会逐渐走到舞台的中央。
什么是“金融科技”？实际上是指技术在金融行业里的应用和渗透。从过去二、三十年中，你可以看出各大金融机构里的CIO（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技术官）在金融行业内部的“江湖地位”日益提高，这就反映了技术在金融领域进一步的发展。
在新一轮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会逐渐地将技术人员与客户服务、产品设计人员一体化，所以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十分关键。另外，知识的更新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的专家，仍要不断学习补充新知识，保持持久的好奇心、求知欲。
您今年正好50岁，现在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梦想，或者说现在最想完成什么事？
答：目前，我在学术界才两年多一点，只能算是一个新兵，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想到未来还有那么多知识可以学，感到非常兴奋，我现在的求知欲望比以前更强。我希望在追求学术领域成功的同时，我培养的学生会远远地超过我，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个人的使命要求，更是我远大的梦想。我对自己提出了很多要求，也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你会抱着一个时时学习的心态。尤其到了今天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学习已经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了，互联网时代更加如此。
学者名片
贲圣林，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美国普渡大学管理学院全球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建言献策小组经济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要创始人和执行所长、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联合主席。
研究兴趣：互联网金融、区域金融、国际金融、金融机构管理、金融市场与监管、创业金融与创新资本、可持续金融、中国企业与跨国经营等。
研究兴趣：互联网金融、区域金融、国际金融、金融机构管理、金融市场与监管、创业金融与创新资本、可持续金融、中国企业与跨国经营等。
来源：环球人物网
编辑：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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