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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经验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发布日期 :2019-01-07


由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校合办的《中国金融学》,于2018年12月23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金融学博士生论坛暨《中国金融学》创刊15周年学术年会,并邀请到了《中国金融学》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改革开放40年经验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主旨演讲。林毅夫教授提到,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连续3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5%,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他由此展开四个问题与大家做了分享,以下内容根据现场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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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可以实现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要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即产业要进行技术创新,推动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展,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本身技术水平高、产业附加值大,其技术创新需要依靠自身的发明创造,创新的成本高、风险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产业附加值也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即具备后来者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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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选择优先发展技术要求高、专利难获得的现代化先进产业,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后来者优势,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发展难度大。而且在当时资本短缺的背景下,直接发展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必然需要政府予以保护政策,政府干预市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而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变发展思路,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创造就业,吸纳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对外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利润,积累资本,使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集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实现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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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过去40年间,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中国经济崩溃论”?


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发展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市场化,即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二是私有化,即促进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转变;三是稳定化,即减少预算赤字,控制通货膨胀。基于此,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需要采用“休克疗法”,同时建立起上述现代化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安排。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套用任何现成理论,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主张的“休克疗法”,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自身实际出发,采用了渐进双轨制的方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这一方式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因此,当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时,国际社会就会出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


“渐进双轨制”一度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经济转型方式,因为计划与市场共存往往会导致腐败与收入差距的拉大。这种情况的确属实,但实际上,采用休克疗法发展经济的国家往往遭遇了更多的发展问题,寻租现象并未得到改善,收入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因为转型中的国家往往具有内生性的产业结构问题,休克疗法取消了对尚未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国家补贴,既不利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也会导致更多的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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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渐进双轨转型的代价是什么?



采用渐进双轨制实现经济转型的代价是腐败现象的出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解决之策是,由市场决定价格。但在转型初期,由于战略性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政府只能通过干预价格的方式对其补贴,价格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但时至今日,很多原先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竞争力增强,不再需要保护补贴,所以,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改变原先扭曲的价格机制,推动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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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结构性思考引入经济学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具有后来者优势,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政府因势利导,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大量扭曲,但这类扭曲一般具有内生原因,不能直接简单地通过照搬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来解决,而是需要理论创新。思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同的内生原因,认识其产业结构的差异,理清结构的内生性,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式,引导其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通过政府引导,形成竞争优势,实现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具体而言,在经济改革实践中,既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家行为,也要充分认识到先行者发展的外部性,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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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构性差异引入经济学思考,可以为金融学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需要服务实体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发展现代金融,若不考虑其本身的产业结构特征,将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因此,把结构的差异性引入经济学,不仅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解释,也可以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