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贲圣林教授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财新智库将其定义为由信息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数字经济：一方面，从内涵角度，数字经济体现为基础电信、软件服务、互联网技术等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产业增加值的提升、数字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外延角度，这些科技创新与信息技术发展也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赋能其他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了产业数字化的实现和生产力的提高。

数字经济的规模有多大？其重要性如何呢？截止到2018年3月底，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9家属于数字经济范畴。而其他许多企业也属于数字经济的外延范畴，因为数字技术对这些公司的贡献不可忽视。

纵观数字经济的全球发展格局，美国依靠高通等硬技术的数字产业化仍引领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但中国作为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正呈现出快速崛起之势。与美国相比，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崛起更偏向技术应用型、市场拉动型发展，存在一定原创技术的短板。但是近些年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多个领域已然成为全球领导者，积聚了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创新经验。所以综合来看，在数字经济领域，也可以说是中美争锋，各有千秋。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悄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似乎都已经离不开它。2018年天猫双十一总成交额创下2135亿元人民币（约307亿美元）的新纪录。中国的科技企业，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与腾讯，还包括华为、蚂蚁金服、小米等等一大批科技企业，在自身技术创新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代表走出了国门，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战略布局，在各个领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国际化企业。

在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还要关注数据这一新资源，新零售、新社交、新金融等新场景，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具体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继续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推动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

浙江作为国内新经济发展的起源地之一，提出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杭州最近提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那么数字经济的浙江实践有什么具体表现呢？从数据来看，2017年，浙江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达到1.2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5%，占生产总值的24.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7.1%。在企业层面，浙江拥有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一系列数字经济领先企业。在场景与体验层面，从手机支付生活缴费到地铁公交支付宝扫码，杭州的金融科技体验排名全国第一，其总体实力和北京、上海、深圳一起也俨然站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第一梯队。

数字经济的全球机遇在哪呢？或许，数字金融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以印度和肯尼亚为例：我们都知道，印度的基础设施条件比较落后，改善和建设基础设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蚂蚁金服入股的支付软件Paytm却可以在印度迅速积累超过2亿的用户。无独有偶，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落后，但是在移动支付领域却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案例有力地证明越是在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数字金融越有可能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后发先至之势。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全面而理性地去看待数字经济的多元效应：在社会治理层面，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可喜成果来看，数字经济成功推动了政府体制机制创新与社会管理方式变革，但同时滴滴顺风车等事件的发生也给数字经济的监管与治理敲响警钟；在文化层面，数字经济一方面能够激发活力、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但另一方面如何正确引导当前参差不齐的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值得深思；而在环境层面，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转型升级、发展绿色经济，但同时“双十一”包裹消耗巨大、废弃共享单车堆积成山等现实问题也给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我们要努力扬长避短、扬善抑恶，希望我们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更新，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把好方向、用好技术、分好红利、建好生态、做好布局！

(本文根据贲圣林教授12月20日在杭州举行的新联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整理人：陈新元、李心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