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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跑,中国金融能否实现“换道超车”
发布日期 :2018-06-21

2018年6月,《当代金融家》杂志邀请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简称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彤、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等业界、学界人士,就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发表《科技助跑, 中国金融能否实现“换道超车”》一文,并在《当代金融家》杂志2018年第6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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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传统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转型,全球经济出现科技化“灰犀牛”,在两者结合的金融科技领域,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标准样板,前提是更加规范地发展。换句话说,中国能否在金融科技领域保持世界领先的良好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能否快速提升。目前来看,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依然是我们的短板,仍需努力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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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了目前市值排名在全球前十的公司,每一家公司的市值都在 3000 亿美元以上。十家公司中有七家科技公司、三家金融公司,同时排名前六的都是科技公司,反映传统产业正在让位新兴产业,如著名的通用电器就榜上无名;金融巨头正在让位科技新贵,如花旗、高盛等行业翘楚已排在前二十名之后。十家公司中有七家来自美国(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Facebook、伯克希尔• 哈撒韦、摩根大通),三家来自中国(腾讯、阿里巴巴、中国工商银行)。

从榜单可以看出,新经济、技术完胜。因为资本市场的估值与企业的科技化程度、数字化程度紧密相关,科技公司拥有很高的市盈率(PE)和市净率(PB),而传统金融行业的 PE 和 PB 低得可怜。以此为背景,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 :现代金融业是如何演变的?当前撼动金融业根基的巨大力量是什么?未来全球金融科技的格局将呈现什么模样?

 

现代金融业的“前世今生”

现代金融业的前世今生,大约持续了一千年。

第一阶段是“威尼斯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海港业务,以海上通道霸占了全球的贸易,仅历经三百余年就在十三世纪成为全球贸易霸主,达到顶峰状态。在这一过程中, 威尼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于1171 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银行——威尼斯银行。莎士比亚创作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好人”安东尼奥借钱不收利息(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坏人”夏洛克则要割逾期不还款的欠债人身上的一磅肉,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彼时威尼斯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荷兰时代”。荷兰领土面积虽然不大,却创造了多个“第一”。1581 年建国的荷兰于1602 年建立了全球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于1656 年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包揽了当时全球贸易的 50%,拥有全球航运商船的 75%。在金融领域,荷兰于1609 年成立了全球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第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不仅如此,存款账户、透支账户等也由东印度公司首创, 并沿用至今。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泡沫也是荷兰人创造的。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一枝郁金香的卖价高达 6700 荷兰盾,约等于 45 个荷兰人一年的收入。随着“郁金香泡沫”最终破灭,荷兰也由盛而衰。

第三阶段是“大英帝国时代”。英国通过拓展殖民地,控制海上霸权,成为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金融时代来临,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全球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于1694 年以股份制形式创立。然而,1720 年“南海泡沫”破裂,股市受到重挫,就连著名科学家牛顿也在股市中巨亏 2 万英镑。大英帝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在这段时期元气大伤,直到百年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

第四阶段是“美利坚时代”。1776 年才建国的美国于1792 年在纽约签订了《梧桐树协议》,并于1863 年正式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份制的美联储是在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后才于1913 年建立的。

回顾金融业的前世今生,可以发现 :第一,现代金融业起源于欧洲,始于国际贸易。第二,时代的变迁由经济实力决定。第三,过去的金融基本上以批发金融为主,主要服务于国王、政府、大公司和机构客户,由于这些客户主要集聚在伦敦、纽约等地,顺势形成了这些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对这些变迁几乎没有影响力,是需求拉动和制度创新成就了金融业和金融中心。只有时间越接近现代,技术的驱动力、影响力才越得以彰显。

 

中国金融业的追赶定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认真学习英国、美国等既是近代金融业霸主、又是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以西方主要金融机构为标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005 ~ 2014 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经过十年发展,中国银行业快速增长,2014 年税后利润达 2700 亿美元,与美国持平,而在 2005 年这一数字还小得可怜;银行业税后利润年均增长率为24.8%,西欧、欧盟基本保持为 -3.9%,美国约为 0.7%。但需要指出的是,以这“黄金十年”为标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发展速度也远高于发达国家。这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中国银行业资产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为17.7% ;时至今日,中国银行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资产规模更是近于GDP 的三倍。但中国银行业却大而不强, 许多上市银行市盈率长期处于低位水平, 有时市净值甚至低于1。

为了量化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以进一步分析,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金融国际化研究室对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指数评估;并结合五大洲19 个国家共 49 家银行(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国际化水平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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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欧洲银行包揽了银行国际化程度的前十名(见图2)。以100 分为满分,榜单前五名平均得分为 57 分,而在中资银行中排名第一的中国银行仅得 26 分, 还是在其香港业务计入境外的情况下才取得的。结果显示,尽管中国银行业在对标国际的情况下获取了很大进步,但与国际顶尖银行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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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中国的证券业发展。中国于1914 年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比全球首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晚了近三百年。目前市值在全球排名前十的证券公司中(见图3),已跻身五家中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和广发证券),占据榜单半壁江山。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证券业的影响力、业务拓展能力、研究水平和定价能力与国际顶尖证券公司相比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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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的追赶压力也不小(见图4)。中资保险机构在全球保险业市值排名前十的榜单中占据了三席,但在产品、服务、品牌、风控能力、再保险能力、定价能力甚至行业自律、行业道德等方面,与国际顶尖保险机构依然有很大差距。从指数排行来看,欧洲保险公司表现相对较好,如法国安盛、英国保诚的得分均在 80 分左右,而在中资保险公司中排名第一的中国太平保险仅得 29.6 分。

我国金融业在对标国际先进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体来看,机构大而不强、行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银证保等行业、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中都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趋势正在形成。

 

科技化“灰犀牛”推动中国换道超车

这个趋势早已经出现,却像一只“灰犀牛”,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行业所忽视。这只“灰犀牛”就是金融的科技化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早在1945年——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后就开始了。时至今日,金融科技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金融 IT 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和智慧金融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的“金融 IT 阶段”。主要表现为传统 IT 软硬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如 50 年代出现了信用卡,60 年代出现了ATM 机,70 年代开始出现各类金融衍生品等。80 年代,英国正式出现“金融工程师”岗位 ;90 年代,客户管理系统(CRM)彻底改变了以往各个银行系统完全不能对接的局面。随着技术不断创新,金融服   务的产品更加多元,服务的对象范围也逐步扩大,触及并开始覆盖到个人客户。

第二阶段是过去二十年的互联网金融阶段”。这一阶段源于英美,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在金融领域的使用。1995 年,全球第一家纯网络银行在美国诞生;1998 年,贝宝(Paypal)在美国加州成立,比支付宝的诞生早了五年;2005   年,全球第一家网络借贷平台Zopa 在英国伦敦成立;2007 年,全球第一家上市网贷平台Lending Club 在美国硅谷诞生,并于 2014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足以说明,互联网金融领域创新更多源于英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金融从业者拥有极强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在同一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也出现了换道超车”的喜人局面。支付宝虽然比贝宝(Paypal)晚五年成立,但发展至今的规模已经是贝宝的数倍;众安保险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保险企业;等等。换句话说,在金融 IT 阶段,我国与全球领先者的差距依然很大; 但到互联网金融阶段,中国已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

当前已进入金融与科技融合的第三阶段,即智慧金融阶段”。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风起云涌,与金融的结合也日臻完善。而每一阶段的金融科技化,给行业带来的都是产品创新、服务体验升级、应用场景扩展、内部管理效能提升等飞跃式发展。

总体来看,金融科技的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迭代加速化、主体多元化、用户大众化、市场全球化、服务实时化、组织扁平化和要素科技化。可以发现,随着后台技术不断走向前方,行业的中间层越来越少;随着智能终端、大数据风控等技术的出现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不再仅限于金融、贸易、企业管理、经济等专业型人才,而需要更多同时具备“金融 + 技术” 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由此促使我们思考:应该继续在同一条跑道上苦苦追赶前方的传统金融中心,还是应该抓住金融科技机遇,实现迅速“换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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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监管短板亟待补足

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模仿别人变成了别人模仿中国,C2C(Copy to China)变成了CFC(Copy  from  China)。随着传统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转型,全球经济出现科技化“灰犀牛”,在两者结合的金融科技领域,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独角兽企业”于交易规模、业务种类、产品种类等方面都具备明显优势。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在学习阶段实现了超越,中国实践也开始走向世界。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如何总结中国实践、抢占世界高地、制定全球标准、引领行业发展,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简单来说,传统金融实现科技化转型需要具备三大驱动力,即价值驱动力、技术驱动力和规则驱动力。

首先是价值驱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很多领域的金融服务还不完备,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催生出了“新金融”,如支付宝的便捷支付运功和余额宝的存款功能就体现了金融科技创新的价值。 

其次是技术驱动。随着越来越多基础技术被应用在金融领域,技术应用正改变着金融服务的表现形式。比如,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1956 年就被提出,经过技术演变,今天的人工智能已可以用来开发智能投顾系统, 利用程序进行投资决策推荐;传统密码学叠加生物技术后,能够在身份识别领域得到较好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反欺诈领域等。可以预期,未来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如移动支付、智能投顾、公有云、区块链等,都可以在金融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最后是规则驱动,也就是监管。一方面,科技极大提升了金融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相应的生产关系等规则却没有与时俱进。监管部门急需跟上行业发展的脚步, 加快对规则、体系、制度等进行调整。

总之,中国的金融科技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标准样板,前提是要更加规范地发展。首先明确战略导向,金融科技一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本,具有普惠导向;其次找准战略定位,即金融科技创新的重点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生优”,是创造新的需求还是改善现有的需求,是服务“存量客户” 还是服务“增量客户”,是对现有金融产品的补充还是直接与传统金融竞争,等等。

过去,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成功步入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快车道。未来, 价值、技术的驱动力量会持续,同时规则的驱动力量会越来越彰显。换句话说,中国能否在金融科技领域保持世界领先的良好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能否快速提升。目前来看,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依然是我们的短板,仍需努力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