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教授于《中国金融 》发表文章，以下为全文内容：
贲圣林 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2019年9月19日
作为纪念建国7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中国金融》拟出一期特刊，约我写篇稿子，无疑这是给了我一个莫大的荣誉，但也让我诚惶诚恐。因为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回顾一下我所见证的中国金融业所走的历程并非易事，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只好硬着头皮尝试用我的一些所见所闻和大家分享。
我是1994年9月19日从荷兰银行北京代表处正式开启金融生涯，当时官方头衔是助理代表。事实上，我入职前并不知道我即将开始的岗位具体名称甚至薪水，因为我在回国前只是收到了代表处首席代表Sander Tideman先生的一个雇佣意向函，而不是具有法律效率严格意义上的正式的雇佣合同。所以当我从万里之外的美国博士毕业后飞回北京并在那天早晨准时出现在位于京广中心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同样难以置信的。
当时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在沿海开放城市如深圳有零星的分支机构，然后逐渐挥师北上。在九十年代浦东开发时，上海开始对外资银行开放，一些外资银行刚刚开始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如果说首先在深圳等地设立机构的多是以香港为主的海外华人背景和亚洲金融机构的话，真正来上海抢滩的则多是主流的欧美银行，如花旗和荷兰银行。而其他内地城市包括北京，外资银行还不能开设分行，只有代表处，只能从事负责联络国内同业、政府监管机构和为其网络机构咨询等活动。【图】荷兰银行那时在上海刚刚开设了分行，而且其分行地址位于其解放前所在的外滩中山东一路20号（和平饭店），据说搬回老地址在当时非常敏感，是得到了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拍板后才得以执行，这被认为是当年上海滩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所以我到荷兰银行工作时，由于北京代表处工作内容单一，接触业务较少，在北京办公室才熟悉两个礼拜后即被派到上海分行开始长期培训，作为未来北京分行的干部贮备。
注：部分年限统计数字包括外资银行、侨资银行、和合资银行三类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此时的上海滩外资银行分行也是凤毛麟角，荷兰银行算是风头抢尽。这除了起步相对早，也得益于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大背景下荷兰银行刚刚由原来荷兰两家最大的银行荷兰通用银行 (ABN Bank N.V.)和荷兰阿鹿银行(AMRO Bank N.V.)合并而成，其规模实力跃居欧美机构前列，拓展国际业务雄心勃勃。除了荷兰银行外，九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外资银行界比较活跃的还有美国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和德国的德国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而汇丰、渣打这些今天比较领先的外资银行反而相对沉寂，可能正好是香港97回归之前，这些英资银行的总部忙于考虑其他战略布局的缘故。
那时的中国银行业还在谈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转型的问题，它们基本还是政府机构作风，市场化导向和程度远远不够。股份制银行基本分为两类，以国有企业集团控股发起的有招商、中信、光大、华夏等，和以沿海开放地区的地方政府发起的如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等，这类虽然市场化程度较高但由于分支机构网络有限，各自业务定位也还在摸索阶段。而如今比较活跃在各地的城商行如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还没有正式登场，仍处于各个城市的零零散散的信用社阶段。
而此时却是外资银行的闪亮时刻，虽然它们业务范围很窄（服务外资企业客户的外币业务）业务量小【详见表1】，但吸引了一批从中资银行（主要是以外汇业务见长的中国银行）从事外汇业务的员工，这些人马上可以上手，且有可能作为分行部门经理或副行长入职；在其他行业外企任职或内资企业从事涉外工作的（主要是英文能力强的）许多人也因为外资银行的待遇等蜂拥而至；同时从上海最好的院校涉外专业（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外贸专业等）招了一批菜鸟边培训边上岗，是基层员工的主力；分行的管理岗位则几乎清一色的外籍人士，其中海外华人特别是来自香港分行的港籍员工占了多数，虽然主要岗位（分行行长等）往往是来自总部的欧美人士担任，这构成了外资银行在华机构的国籍金字塔人事组织架构标准版。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陆员工的发言权非常有限，待遇和外籍员工的差距也是完全的双轨制，差距很大，但大陆员工在外资的薪酬仍然大大高于国内机构相似岗位的水平。
从业务的复杂度和员工金融业经验来讲，大陆分行即便是业务较多的上海分行和海外机构应该说不在一个量级上，所受到的重视或尊重程度自然也有限，不仅不能和总部、香港分行、新加坡分行等发达地区相比，甚至比不上印尼、泰国的。我在1995年因为和香港分行合作一笔业务，当时的香港分行一位加拿大同事向我们上海分行行长在背后告我的状差点毁掉我的工作，这一方面有我工作经验和能力有限的原因，但与他们心目中天然的优越感不无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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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深圳分别试点外资银行对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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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四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 |
1996年，雄心勃勃的荷兰银行在天津开设代表处获得批准，已在上海分行（相当于大陆总部）工作了两年、刚刚30岁的我获得“主政一方”的机会，担任首席代表，这在那时对于一个大陆籍员工来说还是非常罕见的安排。此时的天津作为北方开放城市，是许多外资银行作为进驻北京和华北乃至北方的门户，由于我的北京代表处领导是一位荷兰人，他基本只负责北京政府方面的联络和银行内部的沟通协调，我把鸡毛当令箭，把天津代表处当成了北方业务拓展中心来建设。
那时由于外资银行的“离岸业务”范围所限，我虽然面对广袤无际的北方大地，但真正能做的客户和业务特别有限，作为这个时代各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了本土机构业务的主要客户群。我在找遍了各省市的相关机构寻找业务突破口后，总算在河北国投上发现了一个组建外币银团贷款（这在当时是被认为一个领先的新产品）的机会。经过多轮内部审批和与客户及其他银团成员沟通，我们准备签约，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我收到了在香港的风险控制部门的通知，让我暂停项目授信。那时由于大陆和外界信息沟通少，我们在境内对海外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直接感受或感觉，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客户也无法理解。面对即将丢失的客户信任和我的脸面， 我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电话我在香港的领导-大中华区总经理Sergio Rial，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困难和想辞职的想法。他帮我冷静的分析了情况，让我不要冲动，最后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挽回了客户的信任，也挽回了我的职业生涯。Sergio是我遇到的金融行业的传奇式人物，他后来在荷兰银行以38岁的创历史纪录的年轻和第一个非荷兰人的身份进入荷兰银行董事会，然后又在贝尔斯顿、Cargill等机构的最高层工作，现在仍然以桑坦德银行负责主要业务板块巴西董事长兼总裁的身份活跃在国际金融界。1998年我被派回上海分行和大陆业务总部，担任结构融资部总经理。此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纷纷遭殃，资本外逃，货币崩溃，可谓一片哀鸿！国际金融界也唱衰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币，我也收到许多海外同事和客户等的不断询问：下一个是不是中国人民币？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也是压力山大，毕竟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金融危机，不知如何回答。虽然我觉得不会，但作为当时行内外的少数声音，我必须要有依据和能用数字说话。这个时候，我正好和一位同事出差去太原，白天拜访完客户后我和他一起晚饭小酌，我们点了五个小菜和喝了三瓶青岛啤酒，结账时是38元，相当于当时的四美元多一点！我豁然开朗，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实人民币价值远远被低估，从购买力等多个角度肯定不应该也不会贬值，特别是在中国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中国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好汇率！我用这个例子作为我回复所有询问此事的标准答案，可以说我是当时坚持中国人民币不会贬值的为数极少的国际机构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