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浙大ZIBS）院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接受媒体采访，就杭州金融科技之路表达观点，以下为全文：
杭州要走的路，是典型的美国硅谷模式——通过高度集聚的科技要素，超越港口物流和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限制，连接散落全球的金融发展要素，从而形成新兴的金融中心。
“杭州和深圳将会成为中国未来两个新的金融中心。”9月22日，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在清华五道口论坛上作出预测，他表示，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科技中心。
伴随着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崛起以及它造就的蚂蚁金服成长为全球估值第一的金融科技独角兽，杭州一次次打破“传统江南古城”、“旅游城市”等标签，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金融科技中心。
这一切起于阿里巴巴，又不止于阿里巴巴。
同盾、PingPong等众多能够在细分行业独当一面的金融科技公司涌现，使杭州日益展现出如硅谷一般，以科技驱动金融，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潜质。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浙大ZIBS）院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认为，这得益于杭州政府多年经营下，形成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既包括政府对数字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也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
“但同时，杭州也面临着人才短缺、国际化程度不足等因素带来的挑战。”贲圣林说。
创业沃土的孕育
回溯历史可以看出，杭州适合金融科技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形成于2000年。
在这前一年，杭州政府还在1999年的统计年鉴中忧心忡忡地表示，“经济结构调整跟不上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工业结构性不合理矛盾比较突出，农业市场风险日益明显，消费需求偏淡，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较大”。这份统计年鉴显示，当时杭州正陷入工业时代的低谷，重工业和农业增长乏力，人才外流端倪已经显现。
但杭州经济的战略性转折很快到来。2000年，时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的仇保兴在《杭州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谈到杭州经济发展的优劣势。
仇保兴指出，杭州的优势在于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优美的人文环境，还有着对科技人才较强的吸引力，当时在杭州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占到全省总数的一半。而劣势则在于土地资源稀缺，没有天然良港等地理优势，旅游型城市的定位使杭州发展受限，民营经济薄弱使杭州承受着巨大的离退休或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
明确了重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限制，这一年起，杭州决定将信息科技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围绕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杭州提出了实施“一号工程”建设“天堂硅谷”的目标，并着手改善中小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融资环境——成立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致力于投资初创型科技企业的浙江天堂硅谷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这一年，杭州同时成为“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和“全国电子商务试点城市”。随着“天堂硅谷”建设的推进和2003年淘宝网的成立，杭州成为了中国信息经济和电子商务的爆发地，创业氛围日益浓郁。
受此吸引，2005年，正在硅谷进行二次创业的朱敏决定回杭创办投资公司赛伯乐。自此，以赛伯乐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创投机构开始成立，原本由政府为主导的杭州创投市场，渐渐出现更多社会资本的参与。
2008年，杭州开始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在政府引导基金的非营利性的作用下，创投环境更为宽松，德同资本、睦和资本等具有外资背景的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循此而来。同时，有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创投机构更加愿意投资风险较大的初创型企业，也更加愿意进行长周期的投资。
此外，以阿里巴巴为首的本土企业和以杭州银行科技子公司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构成杭州金融科技创投市场的另外两股力量。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杭州目前已经成为了国内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正如阿里20周年之际写给杭州的信：“你点燃了万家灯火，而万家灯火点燃了我们。”
“杭州和阿里，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典范。”跨境收款企业PingPong合伙人罗永龙向财经网表示。
阿里带来的光环与阴影
2003年，阿里巴巴成立了淘宝网。随之，杭州的电子信息产业与电子商务产业相辅相成，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发展起来，带来了次年支付宝的诞生。“这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启航。”贲圣林说。
2011年，第三方支付进入“牌照经营”时代。此后，在支付宝与财付通红包大战的推动下，移动支付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普及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2013年，支付宝推出了国内首支互联网基金余额宝，用户规模迅速呈几何倍数增长。短短半年内，与余额宝合作的天弘基金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1944亿元，位列基金行业第二名，其中95%来自余额宝。
“余额宝推出三个月，让名不经传的天弘基金的管理资金规模一跃成为行业前列，这一标志性事件给传统金融行业从业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贲圣林告诉财经网。
业内普遍认为，这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元年”的开始。
移动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使杭州理所当然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沃土，而在阿里工作过的人，似乎对这场互联网金融爆发性增长的机遇表现得异常敏锐。2012年， 曾在阿里巴巴工作八年、工号为743号的何俊，在杭州福地创业园创办了互联网理财平台铜板街。
2013年， 曾任阿里安全部风控技术负责人的蒋韬，创办了金融风控企业同盾科技，其创办地也在杭州福地创业园。
同一年，阿里第46号员工的李治国加入互联网个人金融服务与管理平台挖财。
这些创业者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阿里系”。阿里的崛起及其形成的阿里系商业生态，催生了众多创业公司，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罗永龙把中小企业和阿里生态圈的竞争比作“蚂蚁和大象”，“很多时候中小型企业和阿里这样的巨头竞争更像是‘以卵击石’，因为面对阿里强劲的综合实力和财力，中小型企业几乎无力招架”。但好在，“巨头不会垄断掉所有的生意，在一些更加细分的领域和赛道中小型企业的优势反而更明显。”罗永龙说。
PingPong所深耕的B2B跨境收款服务，正是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2015年，PingPong的创始团队走访考察了许多城市，最终决定扎根杭州。
罗永龙向财经网表示，PingPong作为一家服务跨境电商的科技企业，在考察企业选址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扎根的这个城市必须具备更好的商业环境生态、更强大的人才体系支撑以及国际化的能力”。
在杭州，像PingPong这样，独立于阿里生态的光环之外错位竞争的金融科技企业，还包括于去年赴美上市的51信用卡和微贷网、同样深耕于跨境金融服务的连连支付、与同盾科技对标的大数据风控公司邦盛科技等等。
面对行业严监管的现状和趋势，无论阿里生态内外的金融科技企业，都需要做好迎接更多挑战的准备。
从互联网金融走向金融科技
2015年，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后，“去杠杆、严监管、防风险”的监管基调一直贯彻至今。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地与标杆性城市，杭州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一轮严酷的洗牌。大量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行投机之实的平台倒下，留存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开始强调自身的“科技”属性，开启了“去金融化”的金融科技转型之路。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真正的科技公司于寒冬逆流而上，共同推动着杭州从互联网金融时代走向金融科技时代。
2017年12月16日，在杭州举行的2017首届钱塘江论坛上，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赵一德正式宣布，杭州将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强调要“探索制定金融科技国际标准和规则，输出先进理念技术和模式，努力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领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
杭州要走的路，是典型的美国硅谷模式——通过高度集聚的科技要素，超越港口物流和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限制，连接散落全球的金融发展要素，从而形成新兴的金融中心。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向财经网表示：“传统的金融中心，都是依托人、资金和物流作为驱动要素。但在未来，金融中心可能不再受地理位置的控制，而是由科技驱动金融。”
纳斯达克金融科技指数中囊括了美国49家金融科技上市公司，其中10家位于加州，数量仅次于纽约。加州的金融科技公司涵盖移动支付、互联网银行、网贷等领域，这得益于位于加州的硅谷，为其奠定了雄厚的互联网科技基础。而纽约，美国商业银行总部的聚集地，则是传统金融中心的代表。
而这种鲜明的对比，同样也在中国上海和杭州之间出现。
在传统金融服务业，杭州与北京、上海、深圳的差距还很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达5781亿元，是杭州的近五倍。
但在金融科技领域，杭州依托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名企和众多细分赛道领跑的中小型企业，形成多个金融科技园区、基金小镇等，充分发挥了经济产业集群效应。2018年，杭州围绕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超过了三千亿元，增速超15%。
在浙江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中，杭州以91.5%的金融科技使用覆盖率，在全球金融科技体验一项上名列榜首。在综合评分中，杭州超越深圳位列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第六，仅次于北京、旧金山、纽约、伦敦和上海。
2019年5月，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指出：“金融科技是杭州的金融业的优势所在、核心竞争力所在。”
与传统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上海相比，杭州深刻明白自己的优势，将自己差异化定位为“金融科技中心”。“实际上是科技在前，金融在后，科技拥抱金融、驱动金融、赋能金融。”贲圣林表示。
贲圣林认为，从科技到金融的应用层，杭州具有领先优势。但想要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想要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总部或者分部的承接地，杭州还存在着全球化运营人才严重短缺、国际化程度不足等诸多问题。
“未来金融科技的竞争一定不局限于国内，而是放眼全球的竞争，不管是杭州市还是阿里巴巴，应该都有这样的心胸和格局。”贲圣林表示，在过去的国际化竞争中，杭州比起北京、上海还缺乏资源积累，因此，杭州也正在努力补齐短板，积极加入国际金融科技话语权的争夺，提高国际影响力。
（来源：财经网）
